上述中国文化的特质，不仅往往彼此互为因果，难以截然分开；而且也无须讳言，内中纯驳互见，精华与糟粕杂陈。例如，家国同构和注重伦理的文化范型，固然有益于社会稳定和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但浓重的宗法等级观念和道德的泛化，又易于造成对独立人格的束缚和形成重德轻艺、重义轻利价值观上的偏差；尚“和”的精神固然助益了社会和谐与民族的融合，但又易于导致乡愿式的苟安心理；追求大一统和慎终追远的情怀，固然促进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和传之久远，但也易于造成封建专制的传统和形成因袭循环的思维定式，如此等等。然而，尽管如此，中国文化的特质毕竟显示了中华民族的特殊智慧，并从根本上成就了中国文化的独立体系和灿烂辉煌的风貌。毫无疑问，它是我们今天应当加以批判继承的珍贵文化遗产。
五、弘扬优秀的中国文化传统，助益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
法国著名的“年鉴学派”的史学家们指出：“历史知识取得进步不是依靠总体化，而是依靠（借用摄影的比喻来说）镜头移动和变焦。……对视角作不同调整，既会显出新的面貌，又会突出所学握的概念范畴的局部不适应即缩减性，提出新的解释原则；在每个认识层次上，现实的网状结构图以不同方式显示出来。这就要求除了方法以外，必须对观察者及其进行分析的手段所起的作用给予特别注意。”[54]这即是说，对于特定历史文化现象的认识与判断，归根结底，是取决于观察者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在近代，志士仁人对于中西文化问题长期争论不休：激进者多主隆西抑中，以为欲救国，只有学习西方，更有甚者，则倡全盘西化；保守者多隆中抑西，以为文化是民族的根，“学亡则国亡”，故欲救国，必先保国粹，更有甚者，则倡世界“中国化”。二者各有所是，亦各有所蔽。究其致蔽的原因，除了缺乏科学史观的指导外，端在受民族危亡的时局制约，不免心理紧张，缺乏从容探讨文化问题的心态。时柳诒徵曾大声疾呼：“学者必先大其心量以治吾史，进而求圣哲立人极、参天地者何在，是为认识中国文化之正轨。”[55]所谓“大其心量”，实含大度从容之意。但是，问题在于柳诒徵自己也未能免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