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中国文化的特质,不仅往往彼此互为因果,难以截然分开;而且也无须讳言,内中纯驳互见,精华与糟粕杂陈。例如,家国同构和注重伦理的文化范型,固然有益于社会稳定和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但浓重的宗法等级观念和道德的泛化,又易于造成对独立人格的束缚和形成重德轻艺、重义轻利价值观上的偏差;尚“和”的精神固然助益了社会和谐与民族的融合,但又易于导致乡愿式的苟安心理;追求大一统和慎终追远的情怀,固然促进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和传之久远,但也易于造成封建专制的传统和形成因袭循环的思维定式,如此等等。然而,尽管如此,中国文化的特质毕竟显示了中华民族的特殊智慧,并从根本上成就了中国文化的独立体系和灿烂辉煌的风貌。毫无疑问,它是我们今天应当加以批判继承的珍贵文化遗产。
五、弘扬优秀的中国文化传统,助益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
法国著名的“年鉴学派”的史学家们指出:“历史知识取得进步不是依靠总体化,而是依靠(借用摄影的比喻来说)镜头移动和变焦。……对视角作不同调整,既会显出新的面貌,又会突出所学握的概念范畴的局部不适应即缩减性,提出新的解释原则;在每个认识层次上,现实的网状结构图以不同方式显示出来。这就要求除了方法以外,必须对观察者及其进行分析的手段所起的作用给予特别注意。”[54]这即是说,对于特定历史文化现象的认识与判断,归根结底,是取决于观察者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在近代,志士仁人对于中西文化问题长期争论不休:激进者多主隆西抑中,以为欲救国,只有学习西方,更有甚者,则倡全盘西化;保守者多隆中抑西,以为文化是民族的根,“学亡则国亡”,故欲救国,必先保国粹,更有甚者,则倡世界“中国化”。二者各有所是,亦各有所蔽。究其致蔽的原因,除了缺乏科学史观的指导外,端在受民族危亡的时局制约,不免心理紧张,缺乏从容探讨文化问题的心态。时柳诒徵曾大声疾呼:“学者必先大其心量以治吾史,进而求圣哲立人极、参天地者何在,是为认识中国文化之正轨。”[55]所谓“大其心量”,实含大度从容之意。但是,问题在于柳诒徵自己也未能免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