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误解他固然使他难过，但最严重的是他的母亲也开始烦恼了。
这个忠厚的女人决不象伏奇尔一家把做人之道看得那么窄。她亲身经历了多少真正的痛苦，不会再想去自寻烦恼。她生来是个谦卑的人，只受到人生的磨折，没享到人生的快乐，更不希求快乐，随遇而安，也不想去了解她的遭遇，绝对不敢批判或责难别人，她自以为没有这权利。要是旁人的思想跟她的不同，她就自认为愚蠢，不敢说人家错误；她觉得硬要他人遵守自己在道德与信仰方面的死板的规则是可笑的。而且，她的道德与信仰完全出之于本能：她只顾自己的纯洁与虔敬，全不管别人的行为，这正是一般平民容忍某些弱点的态度。这也是当年约翰·米希尔不满意她的一点：在体面的与不体面的两等人中，她不大加以区别；在街上或菜市上，她不怕停下来跟街坊上人尽皆知而正经妇女视若无睹的、那些可爱的女人谈话。她觉得分别善恶，决定惩罚或宽恕，都是上帝的事。她所要求人家的只有一点儿亲切的同情；为了减轻彼此生活的重担，这是必不可少的。主要是在于心地好，其余的都无关大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