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科学问题上的争论本来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学科与学科之间的以及学科本身的正常争鸣，是推动科学进步的基本动力。然而由于诸多因素，致使一些正常范围的学术争鸣，变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狭隘之争，甚至发展到你荣我耻，你死我活的门户之争、政治之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确，新中国的成立，给我们这个民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曙光。但是从客观的历史角度分析，我们应当承认，中国人民之所以能站起来，应该说是经历了从1840年鸦片战争始的虎门销烟、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和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以及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斗争、全民族的抗日战争等几乎是没有停顿过的各种斗争后才站起来的。无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摧毁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斗争是最波澜壮阔的和彻底的一次革命斗争。新中国政府如果没有几千年来民族祖先遗留下的巨大物质与自然财富，那么我们的共和国也不可能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强大的地步。
地质科学事业便是一个突出例子。
从20世纪初鲁迅先生著的第一本地质学术著作，到1912年章鸿钊在孙中山的国民临时政府下主持第一个政府地质部门，到1913年丁文江、翁文灝开设第一个地质调査科研机构开始，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的40多年里，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也包括李四光在内，还有黄汲清、谢家荣、李春昱等一大批地质事业的先驱者和大师们，已经在中国建立起了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地质科学。尽管在旧政府统治时，他们找到的真正可以用来支撑民族工业发展的矿山与矿产地并不算多，但在学术上，在科学的找矿理论与方向上，不仅成熟，而且已经走在了国际同行们的领先地位6解放后，我们开发的鞍山、大同、淮北、包头、攀枝花、玉门、大庆……一大批著名的钢铁与能源基地，有几个不是在解放前就已被地质学家们发现或者指出了的！包括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进人开发的塔里木油田，黄汲清在1942年就这样明确指出过：这里的油田的未来远景是令人鼓舞的。这里有圈闭很好的构造，以及足够大规模生产的油田，此外，在深处还可望有更好的油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