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三杨”也十分重视人才的选拔和举荐。针对科举考试中录取者大部分为南方人这一情况，出于巩固统治的考虑，杨士奇建议科举取士的人才应该兼顾南北两方，并给出了具体实施方案，即以后科举考试的试卷在封皮外书写南北二字。如一科考试录取一百人，那么就南方六十，北方四十，这样使得南北人才都能够被朝廷吸纳，这也使得从洪武年间开始闹腾的“南北榜”事件有有了一个比较完美的解决办法。之后，杨士奇还曾建议即使是罪犯之家，如果后代中有才华的子弟，朝廷也应当本着公平公正的心去录用。杨溥在和朱瞻基讨论人才问题时也曾建议，要严格举荐机制，规范科举过程，这样就不愁没有人才了。
除了在人才选拔上“三杨”提出了各自的建议，在人才举荐上“三杨”也是不遗余力。比如在英宗时期打赢“北京保卫战”的于谦不仅曾得到过杨士奇的推荐，而且在政治上也得到了“三杨”的鼎力支持，史载“是时居政者三杨，素重谦，朝请夕可，是以得行其志。”杨荣也曾举荐时任越府长史的周忱为“工部右侍郎，巡抚江南诸府，总督税粮”，周忱也不负众望在江南地区推行“济农仓之法”从而保证了江南地区顺利地渡过第二年的大旱。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杨士奇和杨荣还曾“试吏部引进庶官六十八人，录其优者：知县孔友谅，进士廖庄、胡庄祯、宋琏，教谕黄纯、徐惟超，训导晏升七人”。除了以上种种，仁宣时期一改永乐时期的严刑峻法也与“三杨”的建议有关，其中杨士奇更是多次借自然灾害之际上书皇帝要以“敦用平恕，务求情实”的方式来解决“刑狱冤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