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他指出，实行均田制对于大小地主的既得利益并没有多大的损害，他们可以通过奴婢及耕牛授田，广占土地，这是北魏均田制的一个特点。它规定，奴婢虽然不是良人，是贱口，但是仍然可以占有土地，也可以参与均田，而且家里边的耕牛也可以参与均田。有牛就说明你家的生产力强，那当然就可以多给你一些土地。当然了，国家有规定，你不能为了分土地，而到外地给我买1000头牛来。所以国家规定，一般来讲，一户限四头牛授田。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提醒大家注意，什么样的人拥有更多的奴婢和耕牛？毫无疑问，就是这些地主。所以地主在这场改革当中，他们的既得利益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害。这就是改革的第二个要点。改革和革命不一样，革命是损害一个阶级的利益，满足另一个阶级的需求，而改革要尽可能地实现多方面的共赢。所以北魏政府的这种举措是可以理解的，也是行之有效的。它保证了广大地主阶级对于这场改革没有太大的抵触情绪。
唐长孺先生指出，掌握政权的拓跋贵族和中原土地很少有关系。我们也知道，北魏是在原来的代国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他们原本的经济基础在山西的北部代京[14]、大同这一带，在那里他们拥有大片的牧场和耕地。从事农牧的主要是奴隶和隶户[15]，所以均田制的推行与他们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换句话说，这些拓跋贵族也不反对改革，原因是他们的既得利益根本就不在中原这一带，你在中原搞不搞均田制与他有什么关系呢？这告诉我们改革成功的第三个要素，就是绝对不能引发执行者队伍的抵触。也就是说改革需要“干部队伍”，而这个干部队伍对改革本身不能有抵触的情绪。